1941年6月， 日军在对八路军的调查资料中称，评估八路军的军事实力时，需将其正规军、游击队以及潜伏于人民群众阶层内的武装力量一并加以计算。所谓“潜伏于人民群众阶层内的武装力量”即是指中共根据地的民兵、自卫队等人民武装。可见，日军是将中国共产党整个武装体系视为敌对对象。
从中共方面来看，这一武装体系的确是敌后生存斗争的重要法宝。抗战时期，人民武装承担了根据地的战勤工作，是正规军的后备力量。到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武装的存在极大增强了野战军的机动性。不仅如此，这一武装体系还与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所关联，是考察中共敌后生存斗争与政党特质的重要切入点。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在探讨中共军事史时，更多注意正规军的战略推进，而对与之相配合的人民武装关注不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有所忽略。王龙飞的新著《全民皆兵：太行根据地的武装体系》在大量未刊档案及资料汇编的基础上讨论了这一问题，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佳作。
八路军在太行山区
一、全民皆兵
包括民兵在内三位一体的武装体系是中共革命中的关键问题，对其重要性，本书已有所论述。只是，这样一个大家都知道非常重要的问题，按理说研究成果应该相当丰富，但实际看来并非如此。本书学术史综述中所提到的更多是涉及民兵的研究，以民兵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成果较少，专门的著作更少。而且在这些成果之中，太行根据地的民兵关注最多，其他根据地的民兵仅有很少的文章，解放战争时期的民兵也只有几篇学位论文。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大家熟悉又陌生的问题，也恰恰凸显了本书所选议题的学术价值所在。事实上，在中共革命史领域，这类的问题还有不少。
书名是全书的灵魂，根据作者所述，使用“全民皆兵”作为书名经历了一番审慎思索（后记）。所以有必要追踪一下这个词语的含义。“全民皆兵”最早在1958年被提出，毛泽东在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加写了一段话，其中有这样一句：“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就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这个词语虽然在1958年才出现，但这种理念和状态在此之前就已存在了。因为毛泽东在此句之前说“全体人民决心继续把自己武装起来”，所谓“继续”，表明在此之前即有过民众自己武装起来的历史。本书所研究的全面抗战时期自然属于这个历史中的一部分。
而全民皆兵又可以细化为两方面内容，其一是指“民”本身，其二是指组织起来的“民”即包括民兵在内的人民武装。民众为兵，不一定是真正转化为兵的身份，而是可以担当兵的任务，民转化为民兵后，还可以承担更多的战斗配合作用，全民皆兵的体系即在这两个层面的交互中展开。
因此，本书并不仅仅是研究民兵，而是希望以此为切入口贯通中共的武装体系，综而观之，本书通过七章的内容将这两个方面内化其中，为我们呈现了一部太行根据地武装体系的斗争史。本书开篇以八路军进入太行开始，民兵参军参战结束，中间涉及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这部武装体系的斗争史同时也是一部太行根据地的发展史。
二、革命下乡的多重路径
那么，“全民皆兵”在各章内容之中是如何具体展开的呢？这一理念展开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根据地建立巩固的过程。笔者冒着简化的风险，不拟重复书中的内容，而是希望提炼出书中精彩的部分以及未来可能继续探讨的视点，略作铺陈。
一、党政军机构的形成。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八路军各部队即赴前线开辟根据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进入太行是多条路线并举的，这在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多有论述。
第一条线是八路军一二九师进入太行地区，书中特别注意到八路军工作队的作用，这是“以连为单位，每个连配备几名领导骨干，而这些骨干一般来自师团各政治机关和八路军教导团，具有较好的业务能力和政治素质”，正是这种以连为单位的工作队进一步创造出了“麻雀满天飞”的太行县区武装。（30-31页）将大的机构化整为零是中国共产党敌后工作的重要特点，八路军开辟根据地时也是如此，这样小的机构能够最快地产生效率。因此，这样的工作队的具体构成及其特点就值得特别注意，而且，工作队往往要具体面对非常复杂的现实情况，尤其在八路军改编初期，许多红军过来的干部战士还不完全熟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复杂实践。因此，本书对这一问题的提出显示出作者的眼光。
第二条线是政权机构的“深入扎实”。中国共产党进入太行地区是军队先行，但紧接着就建立政权，因为民众往往对政权有着更直接的期盼，在他们来看，政权是合法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不过，本书未花费太多笔墨描述太行根据地基层政权的情况，而是把目光放在冀豫晋省委的成长上，书中不仅讨论了省委的建立、省委领导干部的情况，而且谈到和上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关系，特别是涉及到北方局刘少奇对省委、省委对下级的领导方式，这一讨论值得关注。
比如，文件是上级对下级实现领导方式的载体，书中就指出：批示汇报材料是刘少奇的一种重要指导方式，而且“不是根据一两份整理好的报告，而是综合许多其他材料，特别是大量的政策法令、会议记录、通知文告等原始过程性资料，这是刘少奇不亲临现场就能做出准确判断和决策的关键所在”。（86-87页）1938年8月18日，刘少奇在给冀豫晋省委的指示信中批评道：“宋同志带来的报告及大批材料均收到，但在我收到时，许多包裹、信件都被拆开及残破了。望你们以后注意。”这可能是害怕信件丢失或散落而失去其系统性。（《太行党史资料汇编》，333页）
之所以采取这种领导方式与刘少奇不在前线，返回延安有关。1938年3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北方局领导人员分工的决定，刘少奇暂时住延安，在中央指导下，仍旧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杨尚昆率北方局工作人员在吕梁山脉，就近与华北各地党部联络，直接布置晋西南工作。同时规定：“所有华北各地党与群众工作及地方武装情形除向杨尚昆报告外，须同时直接向胡服报告。”（《刘少奇年谱（增订本）》，234页）
第三条线是宣传下乡，宣传是民众动员的重要形式，抗战时期，各党派、社会团体无不在宣传，中共的宣传有其独特之处，在山西，这种独特之处又有具体的呈现。书中注意到，牺盟会在抗战宣传中起到重要作用，其中主要承担者为村政协助员，之所以采用这种形式也有统一战线的考虑，薄一波说：“当时假若要公开的派一些青年，组织些抗日救国下乡宣传队，一定会遭遇到地主绅士及一切顽固派的反对……‘村政协助员’这五个字不刺人眼，大家都不反对。下乡之后实际的干了三个月救亡宣传组织工作，快要被这些顽固派发觉反对时，一切已推进了一步，而成了一种既成事实。”这是很务实的办法。不过，这些村政协助员很快就遭到“封建势力”的反对，“每个县差不多每天都发生反对村政协助员的事件。”（61页）事实上，抗战时期还有大量的适合统一战线形势的政策办法仍待研究者挖掘，这些办法虽适时而生，但其留下的痕迹并不能完全消除。
二、“子弟兵制”的形成。1940年7月9日《太行军区的组织及其工作纲要》中提出：“军区组成内包含有脱离生产的正规军队与游击队，并包含有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其基干自卫队、青年抗日先锋队。”而且“华北军民已把这一体系称之为‘子弟兵制’”。这一称呼的形成标明八路军军民关系的真实状态。本书第三章讨论了军区制的建立与调整过程，其中特别提到民兵干部的军事化问题，民兵要承担根据地的战勤任务，也要有打仗的能力。干部军事化最早称之为党员军事化，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在大会上提出党员军事化问题，此后，中共的文件中断断续续都有党员军事化的提法，只是有的时候强调得多一些，有的时候提得少一点。到1941年4月，朱德在《共产党人》第十七期发表《党员军事化》一文，重新强调党员军事化的口号，此后，在其他干部的叙述中有的仍称“党员军事化”，有的则改为党员（干部）军事化或干部军事化。这一措施是中共为使所有党员干部适应敌后游击战发起的。书中即提到，1941年12月14日，晋冀豫区武委会发布《关于武委会干部军事化的决定》，其中即要求“分区级以下区级以上所有武委会干部在1942年内分三批到抗大（太行分校）接受军事训练，而所有武委会干部都被要求轮流接受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教育，还要求在武委会干部中提倡军事化的生活和战斗作风，学习部队干部积极肯干、不怕艰苦的优良作风”。如前所述，干部军事化是来自中共中央的号召，太行根据地是这一号召的地方实践。
本书的论述提醒我们民兵干部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群体，研究者可以继续追问的是民兵干部的组成、性别及与党组织、部队的关系，民兵的组织性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民兵干部本身，特别是民兵干部联系群众的作风。这一作风的保持又需要中共党政军组织的合力。
三、民兵的后勤与组织工作。民兵建立以后，其基本的后勤与组织工作是其核心内容，本书用一章的篇幅选取了民兵的粮食、武器、训练与管理四个内容。作者注意到，在粮食问题上，民兵处于两难境地：吃公粮，财政负担不起；不吃公粮，没有积极性。这个问题难就难在吃公粮财政负担不起，但实际上民兵的动员与运作又离不开公粮，“不少地方以不支差、吃公粮等为优待条件吸引群众参加民兵。”“民兵普遍动辄要求吃公粮，管饭就干，不管饭就不干。”（208页）
关于民工是否吃公粮，地方干部认识也不一致，如辽县武委会认为，原则上应让民兵自带粮食，但制定办法解除战时民兵的实际困难也很重要。黎城县武委会也认为民兵战时吃公粮是比较合适的。书中也梳理了解决办法，这些解决办法或考虑民兵的战斗任务，或考虑民兵的家庭情况，辽县的做法就包括：民兵家庭充裕者自带，较差者自带一部，真正贫苦者不带。黎城县规定：“民兵未出村时仍不得动用公粮，不得已到外围作战时才可按规定吃公粮，家里负担不起的经区指挥部批准方可食用公粮。”
按照家庭状况来决定是否供给粮食确实是一种办法，不过，随着减租减息的推行，民兵中贫农雇农比例大幅度提高，地主、富农比例下降。（202页）也就是说，贫农雇农增加了，需要供给的粮食也要增加，研究者可以继续追问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还在探索。
民兵的武器是后勤工作的重要内容，书中注意到，与河南、山东、河北相比，太行根据地的民枪太少，这与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有关，因此限制了民兵武器的发展。民兵武器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大量土武器的使用，杨殿魁认为：“不论什么武器，要人手一件，刀、矛、锄、镐、镰、䦆都可以的。这些东西，并不亚于敌人的刺刀的。每人一件不仅可以自卫，且可打击敌人破坏农具的阴谋。事实证明，不一定步枪才能打敌人的。辽县x村、平顺x村的民兵，均以滚石而阻滞了敌人前进，并缴获了一匹洋马。涉县x村民兵用石头捉住两个伪军，黎城x村一民兵用䦆头打死一个敌人，和西x村一民兵与其妻用铲刀杀死一敌人……都是例证。”（《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5卷，324页）书中注意到地雷被青睐的情况，研究者可以继续追问的是，这样一种土武器在民兵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三、建立“游击秩序”
太行根据地民兵建设的效果如何呢？书中以一章的篇幅谈到“游击秩序”的建立。按照书中所说，游击秩序是说：“在战争中适当组织群众使游击战争有条不紊，群众能人人自卫，少受损失或不受损失是最主要的工作。”（250页）然后分情报预警与戒严、粮食斗争、空舍清野、劳武结合等介绍了游击秩序的具体内容，最后以沁源围困战为例说明了游击秩序在战时的状态。
针对书中第六章呈现的这些内容，以往的学术研究多多少少都有所涉及，但本书将这些内容整合在游击秩序的框架内显示作者的整体性思考。这些内容看似是相互独立的，但都需要民兵在其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通过民兵，中共在敌后建立了一个相互连通的社会网络。
岗哨是根据地情报系统中值得注意的一项，书中引述了周立波记载的一段话用于说明根据地岗哨制度的实践。这里更多是指明的岗哨，还有暗哨的存在，这里引述张学良回忆中谈到的两个场景，一是说明暗哨存在，一是说明早在此之前已经存在，从而为本书的论证再添加一个证据，下面是张学良口述访谈实录中的两段话：
我一个部下带着一个营的人让共产党给袭击了。是这样的，他出去，好像为什么事情出去考察去。你怎么会小心她呢？一个老太婆坐在门口缝鞋呢，我并不是说都是老太婆啊。哈哈，她是共产党的侦探。
军队来了，你知她怎么办。
在高地上立有一个杆子，她那个门上有个绳子。她一拉门上的绳拴，杆子就倒下来了，共产党看到了就知道有军队来了。
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那你不能说把老太婆抓起来呀！你也不知道老太婆是谁，你又不知道她是什么人。那一个小孩，十五六岁的小孩跑来玩了，他把军队都数了，然后他出去，就去报告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给你数了。那共产党的玩意儿可多了。那后来我们都知道了，你也没法子对付老百姓呀！
“没法子”道出了中共情报系统的效果，“也就是说通过广大的民兵和群众，根据地内的人员流动收到了严密的监视和掌控，中共的党政军力量得到了这种‘人造山’的良好庇护，在相当程度上保卫了根据地的安全。”（255页）
小通讯员
民兵不仅参与根据地的情报系统，而且也是粮食斗争的主力。书中介绍了粮食斗争中的“藏粮”，这是为应对日伪抢粮的办法之一，成为一种组织性行为。如黎城县指挥部发布命令要求“以区为单位组织大规模藏粮检查队下到各村，指导和督促各行政村各系统干部组成检查队挨门挨户连续反复检查”。（259页）藏粮之外还要藏人，是为空舍清野，书中注意到，有的民众不太适应这样的生活，“曾有群众在敌人来临时，面对满屋家当长叹一口气，不知从哪里下手，最后竟拿了一个扫帚慌乱而逃”。整个空舍清野的秩序则由民兵承担。
这些因素在战时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书中以沁源围困战为例说明了这一效果。在这场围困战中包含了动员转移、安置群众、粮食问题、武装等等，是作者挖掘的非常精彩的案例。从中可以看到中共组织的动员能力，动员转移群众一万五千余人，要将这些人转移出去，并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是一个较大的挑战，宣传动员解释工作起到重要作用。（281-282页）另外，此次围困战并非由正规军或民兵单独承担，而是双方配合，据作者统计：“围困基本力量为三十八团的6个连约600人，县游击大队直属排30人，第一分区队18人，第二分区队23人，第三分区队24人；民兵1943年4月以前为170人，4月起为150人。”（276页）而之所能把正规军和游击队相互结合则需要军区体制作为背景，由此前面所述内容在沁源围困战中得以践行。
“游击秩序”是我较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也是本书中总结提炼的新概念。书中并未界定此一概念的范围，笔者希望适当延伸一下。社会秩序是社会学的一个概念，是指动态有序平衡的社会状态，有的学者认为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由社会成员自发形成的，有的则认为是由外部力量塑造的。抗战初期，面对混乱秩序的社会，中共进入之后运用党政军组织力量重新“创造”了新的社会，只是这种社会是动态的，是韧性的，其中所形成的诸多内容都值得深入分析。
四、静悄悄的革命与协奏曲
美国几位研究中共革命的学者曾对中共根据地的社会改革提出一个“静悄悄的革命”的概念，也有学者针对此有所讨论。我只是借此与本书所描述的游击秩序形成做一个对比。如果说在根据地经济、社会层面存在一个静悄悄的革命的话，那么在政治、军事作用下则形成了一种“协奏曲式”的革命。
这里又可分为两点，其一，中共根据地的变化不仅是静悄悄的，还是动态的、可见的、可感知的，正如书中引述的刘伯承的回忆：“几万游击武装还穿着五颜六色的便服就集合起来开上前线去了，成千上万的民兵排成整齐的队列参加了战勤工作，连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小学生也和大人一起修路送粮，救护伤员。”（331页）这样的场面常常令敌人感到“没法子”。其二，太行根据地武装体系的形成、运作与效果都需要党政军民的合作，需要正规军、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的协调，恰似一部革命的协奏曲。
不仅如此，民兵同时也参与到社会文化层面的静悄悄革命中，比如1943年太行根据地出现灾荒时，民众祈雨无效，把愤怒转向于“神”，出现了民兵枪决神灵的奇闻。（《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657页）
太行根据地的武装体系，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在社会文化层面引发了深远影响。通过民兵的参与，革命的触角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形成了一个全面的、多维度的革命进程。这种革命的协奏曲，既展现了中共根据地的动态变化，也揭示了革命力量的广泛渗透和深刻影响。
基于此，在考察根据地武装体系的任何一个环节时，都要要注意前后左右的关系，本书虽然是以武装体系为研究对象，但内容不仅涉及军事，还有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内容。这正是联系相关史事进行论述的体现，全书所呈现的正是一部太行山上的“协奏曲”。